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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：人大CMF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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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彦斌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

本文转载自2025年9月9日《光明日报》理论版。

本文字数：2483字

阅读时间：8分钟

《道德经》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经典之一，其中不仅有大量“日用而不觉”的行为准则，也蕴含着丰富的宏观治理思想，是中国古代典籍的瑰宝。《道德经》以“道”为核心的国家治理思想，不仅对历代宏观经济治理产生了深刻影响，对当前的宏观经济治理亦具有重要借鉴意义。

“以百姓心为心”

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引用的“以百姓心为心”，就源自《道德经》第四十九章“圣人无常心，以百姓心为心”。这里的圣人可以理解为宏观政策制定者或国家，深刻阐明了治国理政应把人民利益当作最高利益。可以说，“以百姓心为心”是“以人民为中心”发展理念的传统文化渊源，这在《道德经》中有多方面体现。例如，《道德经》第六十六章所言，“是以圣人欲上民，必以言下之；欲先民，必以身后之。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，处前而民不害”，阐明治国者唯有谦卑处下、以民为先，方能获得“天下乐推而不厌”的执政正当性，也就是说国家以人民幸福为根本才能得到民众的衷心拥戴；第八十一章“圣人不积，既以为人，己愈有；既以与人，己愈多”的论述，则辩证地指出民富与国强的统一关系：当国家致力于增进人民福祉时，国家也会越强盛。

借鉴《道德经》中“以百姓心为心”的思想，有助于更好地践行“以人民为中心”的发展思想。坚持“以百姓心为心”，就是要倾听人民心声，汲取人民智慧，始终把实现好、维护好、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，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。在宏观经济治理实践中，必须坚持守正创新，统筹兼顾宏观政策的“稳预期”与“稳增长”双重目标，始终坚持“以人民为中心”的发展思想，通过持续优化宏观经济治理体系，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，努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，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，充分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。

“不争”

《道德经》倡导“不争之德”，国家对民众、政府对市场、强者对弱者，皆应以和谐相处为要。例如，《道德经》第八章指出，“上善若水。水善利万物而不争，处众人之所恶，故几于道。居善地，心善渊，与善仁，言善信，政善治，事善能，动善时。夫唯不争，故无尤”；第六十四章指出，“是以圣人欲不欲，不贵难得之货；学不学，复众人之所过。以辅万物之自然，而不敢为”。这些思想对当代宏观经济治理具有重要启示：首先，宏观经济治理的根本目的在于增进民生福祉，这就要求国家不与民争利，政府不与市场争长短；其次，要建立清晰的治理边界，凡是市场和民众能有效作为的领域，就要让市场和民众发挥作用；对市场失灵领域，政府就要及时补位、积极作为。

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是宏观经济治理的核心问题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针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强调“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”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深化了这一规律性认识，强调“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”。借鉴《道德经》中的“不争”思想，应进一步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，打通在市场准入退出、要素配置等方面制约经济循环的卡点堵点，综合整治“内卷式”竞争，不断完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。

“长久”

借鉴《道德经》的“长久”思想，对预留政策空间进而提升宏观经济治理的可持续性具有重要启示。《道德经》第五十九章指出，“治人事天，莫若啬。夫唯啬，是谓早服；早服谓之重积德；重积德则无不克；无不克则莫知其极；莫知其极，可以有国；有国之母，可以长久。是谓深根固柢，长生久视之道”，主张治国理政治与个人修养皆以“啬”（节制蓄力）为要，从而通过早做准备、持续积累形成“深根固柢”的可持续力量。《道德经》从两个方面阐述了政策空间管理中的“长久”思想。一是政策空间的适度性原则。《道德经》第四十四章“甚爱必大费，多藏必厚亡”深刻阐明政策空间并非越大越好，政策空间过大会导致政策资源浪费、宏观调控成本攀升等问题。二是政策退出的适时性原则。《道德经》第九章强调，“持而盈之，不如其已；揣而锐之，不可长保”“功遂身退，天之道也”，即当经济面临的不利冲击已经结束或快要结束时，应对冲击所采取的宏观政策要有序退出，及时腾出宝贵的政策空间，从而进一步增强宏观经济治理的可持续性。

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，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政策空间明显收窄，政策空间管理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。借鉴《道德经》中的“长久”思想，更好地预留和腾出宝贵的政策空间，有助于增强宏观经济治理的可持续性，但切忌为了预留空间而预留空间。要从动态视角和跨周期视角来审视政策空间的变化，不必过于担忧短期内政策空间的收窄。加大政策力度虽然在短期内引发政策空间的损耗，但会推动经济增长态势不断向好，并在长期中重新赢得更充裕的政策空间，这是《道德经》所蕴含的“长久”思想在时间轴上更深层次的体现。

可“信”

公众预期会影响经济运行，宏观政策效果取决于公众对于政策的信心。现代宏观调控理论高度重视预期管理，通过加强与公众的信息沟通来引导公众预期，提高宏观政策的效率。预期管理思想在中国古代早已有之，《道德经》多处论述与预期管理以及政策可信度密切相关。《道德经》第十七章指出“信不足焉，有不信焉”，强调了政策可信度的重要性；第六十三章的“夫轻诺必寡信”蕴含了政策制定者的声誉会直接影响政策可信度的重要思想；第七十章指出，“吾言甚易知，甚易行。天下莫能知，莫能行。言有宗，事有君。夫唯无知，是以不我知。知我者希，则我者贵。是以圣人被褐而怀玉”，主张建立清晰的政策框架，强调制度化、可预期的调控机制有利于降低市场认知成本。上述思想共同构成了“信—诺—行”三位一体的预期管理体系，其核心在于通过增强政策透明度、连续性和可靠性，避免市场预期紊乱，从而实现“不令而行”的治理效能。新时代以来，中国在宏观经济治理过程中日益重视预期管理，将其视为“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”的重要内容。不同于美国等主要经济体局限于货币政策的短期预期管理，中国的预期管理体现出系统性与长期性的典型特征，既包含货币政策的短期预期管理，也包含年度预期管理，还包括“五年规划”和以新老“三步走”为代表的超长期战略发展规划等长期预期管理。这种“短中长”相结合的管理体系，通过五年规划衔接年度计划与远景目标，以新老“三步走”战略锚定发展方向，取得了显著成效。展望未来，借鉴《道德经》的政策可“信”思想，结合国情更好地健全预期管理机制，可以从以下维度来把握：一是进一步明确预期管理的目标，尤其是要明确预期管理目标与宏观经济治理目标的相互关系；二是进一步提升预期管理的规则化特征，避免相机调控对公众预期的不利冲击；三是进一步提升宏观政策的可信度。